你们平反。”

社会上有不少党外爱国人士，不管他们是地主还是资本家，依然是被团结的对象。不少人一开始被打倒，后来被平反。

程如山笑了笑，却没有半分高兴。

他用了12年时间，数次出生入死，换来这句话。

一开始他无比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可真到了这一天，却又没什么感觉。

毕竟爷爷死了，外公死了，大伯也死了，活着的人心里也扎着刺。

“多谢。”他道：“只是，我依然拒绝。”

“你心有怨恨？”岑队长目光如炬。

程如山摇头：“恨？恨谁？又不是针对我们一家人。虽然程福贵运动的时候趁机报复，可就算没有他，我们家依然会被斗争。”

小时候不懂，大了以后见多识广，他想了很多，终于想明白：他们家不是被谁害的，而是吃了时代的亏。

如果没有政策撑腰，程福贵根本动不了他家，那些受过他家恩惠的革命者也会给他们撑腰。可后来他们只能保住大伯和父亲不死，却并不能还他们自由。其他很多没有仇家的人一样被斗争，后来又是打击右派，那些原本最受人尊重的高等知识分子也被打倒、下放，再到文g，人心惶惶一团乱。

整个社会如此，大势所趋，非个人之力能挽回的。

才二十六岁，他已经经历了人生起起落落、生离死别。什么财富、荣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些，都是虚的。因为对他们家来说，能像个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着，走在大街上不被人侧目冷眼，不被人指指点点说什么“啧啧，你看他，那么俊个青年，可惜家里是地主坏分子”。能够清清白白地自由出入，不会随时随地被民兵抓去批d、下跪、被架喷气式，这才是他们家最渴望的。

他这样的出身，若是进了部队，万一被较真的干部揪出来再打成隐藏在部队的反革命坏分子，到时候不但自己倒霉，还是要连累家里。

所以，他不会进入部队的。

“哈哈，你小子有点意思。14岁加入敢死队，骁勇善战。”岑队长翻了翻档案，“你开卡车走过盘山道，入过川、去过北大荒，进过藏，杀过悍匪，在几处监狱当过卧底，双岭监狱的几个遗留团伙是你揪出来的……”

双岭监狱当初被揪出几个特务，他们隐藏在监狱里，遥控外面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造成很坏的影响。

不管他褒贬程如山都不为所动，就好像说的不是自己一样。

岑队长点点头，14岁就出来混，除非不得已没人这样，今年他26岁，这十来年吃的苦头也不是外人能想象的。

他继续看档案，眉头一掀，笑道：“这是想回家守着老婆孩子啊。哟，结婚几年啦？70年，孩子得五六岁了啊。”

说到这个程如山依然面无表情，“结婚几天就被你们抓，并不确定老婆还在不在。”

连老婆在不在都不确定，更不确定有没有孩子了。

他出身不好，和正经入伍当兵的不一样。每次被征召都跟犯人差不多，没有和家人联系的自由。之前说在外跑运输，这会儿也不知道被说成个什么。

岑队长微微一笑，“不慌啊。虽然我们部队保密，也可以给你安排个随军，住在大军区没问题。”

程如山：“长官，不加入也给摘帽子？”

岑队长一怔，知道这小子是铁了心，点点头：“算数，我说了成分没问题，中农还是下中农，都能给你办。”

从地主到富农是一道天堑，从富农到中农又是一道天堑。

可在他这里，轻松得仿佛打个电话就能搞定。他当然不知道，在岑队长这里也只有他这么一个特例。

程如山握紧拳头，他们苦苦挣扎，努力从污泥里抬起头来，为能有资格仰望天空，用鲜血洗刷地主黑帮分子的污名，这条路走得无比艰辛。

他爷爷和外公虽然是地主，却从来不是坏人。抗战以前就主张铺桥修路，赈济灾民，自家人也从来没有脱离劳动。村里的佃户负担并不重，灾荒之年免租、接济都是常做的事情。为此，民国县政府还给颁发过慈善匾额。抗日以后，爷爷变卖一多半家产暗中支持抗战，当时爹想参加抗日组织，但是家族在日军那里点了名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少否则全族受累。虽然不能参加八路，大伯和爹一直支持抗日，还为保护周围的百姓们与日伪军周旋。

可是抗战胜利以后清算，他们却被打成土豪、反革命，当初为了保护百姓们和日伪军周旋也成了黑历史。

当年程福贵勾结伪军发国难财，被大伯知道直接抽了一顿鞭子，关在村里不许出门。后来他说洗心革面要去参加抗日组织，大伯才放他走。

哪里知道，他混成个排级干部，回到原籍开展打土豪的工作，直接把爷爷枪毙。本来他想连大伯和爹也一起枪毙，幸亏得其他革命干部保护送去农场。

小时候爹总是让他记住救助他们那些人的恩情，他那时候不懂，总是问“他们为什么不把咱们家的事儿告诉政府，为什么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