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谈过关于俄国森林的事，我至今还感到很惊异。你记得吗，大概是年，我们曾经在仲夏季节驱车西行，走了三天还没有开出玉米地？俄国北方森林也跟这差不多。我们的飞机去莫斯科时，紧挨着树梢低飞，青色的树枝在机翼下掠过，几小时几小时也见不到尽头，突然机身上升，无边无际的一行行房子和工厂就在我们前面。莫斯科是一个灰色的平原。从远看，与波士顿和费城也差不多。只有到临近的时候，看到了圆顶的教堂，河边上深红色的克里姆林宫，里面还有一些教堂，你才感到你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飞机驾驶员在着陆前，大概出于特殊的礼节，在莫斯科上空绕了圈，让我们看看全景。他们起飞和降落都很熟练，不过按我们的标准粗了一些。俄国飞行员在飞机一离开地面就陡直上升，着陆时也是直着下去。

说起来，到了莫斯科我们不分白天晚上，整天就是大鱼大肉。照规定我们应该工作通宵，但如果晚上不开会，我们就吃吃喝喝。这里招待客人的标准饭菜，大致是有十二三种不同的冷鱼，鱼子酱，两道汤，鸡，还有烤肉，并不断添酒。每人还有自己的一瓶伏特加酒。这种办事方法真是见鬼，不过另一方面也许这是俄国人的聪明，酒一喝，事情就不怎么紧张了。喝醉了的感觉看来对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我想我们这次会议是划时代的。不管怎样秘密，美国和俄国过去什么时候坐在一起谈过军事问题呢？这一次是最新奇的了。俄国人从来不把军火生产和战争形势的实际情况告诉你。想一想，短短三个月以前，德国人的立场还跟我们和英国人现在的立场一样，我倒不想怎么责备他们。俄国人过去一直很倒霉。你跟他们谈判时不能忘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翻译莱斯里-斯鲁特经常提出的观点。

告诉你，英国人将让出一些租借法案规定的优先权，甚至同意给俄国人一些坦克。这些不久都将见报。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他们的装备丧失殆尽，所以这是可敬而有勇气的决定。当然他们现在还不能用坦克去打德国人，俄国人则可以。虽说如此，希特勒是不是会再和斯大林达成协议，然后突然调过头来把全部兵力投入横渡海峡作战，对这一点丘吉尔是没有把握的。我想不至于如此。在这里日益增长的对德国人的憎恨带有一种血海深仇的情绪，你只要看一看他们被德国人赶出来的那些村庄的新闻片中可怕的情景，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恨德国人。成批的儿童被勒死，妇女被强奸至死，诸如此类等等。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看来都有一种反复无常的气质，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可以估计得到的或符合人性的，我觉得英国人同意给俄国人坦克是很可嘉许的。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有些美国人感到很奇怪，真他妈怪。英国人自己处于危急的境地倒愿意帮助俄国人，而我们的议会，只要我们给俄国人一点东西就哇哇叫。我们坐在两个对德国人作生死斗争的国家的代表之间，而我们所代表的国家不是没听到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沿岸的一片呼吁声，它就是不让自己的总统动根手指来帮一下忙。

你还记得斯鲁特吗？他现在是这里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记得吧，他在柏林时找过我，对勃拉尼在波兰战火下的表现大为夸奖。他就是娜塔丽去拜访的那个人，他现在还认为她是世上最好的姑娘，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机会他不跟她结婚。他现在正在向韬基的女儿献殷勤。在莫斯科没有对象的西方姑娘（我差一点说白种姑娘）不多，而她是其中之一，追求她的不只斯鲁特一个。

（附带提一下，我提到白种姑娘是很可笑的。到莫斯科两天以后，我想指出这里有什么跟我们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曾对斯鲁特说有两处不同，一是见不到广告，一是见不到有色人种。斯鲁特听了大笑起来。尽管如此，这是事实。在莫斯科，人们的不拘礼节、平等相待的气氛，真象美国，但是你在美国的任何大城市中，都不会看到全是白人。而最主要的是我喜欢这些俄国人和他们那种冷静而坚决的处理问题的态度，就象伦敦人一样。）

现在，我跟你说个故事，也是为了写给我们的孙子，特别是勃拉尼的儿子将来有一天可以看。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故事，我至今还不清楚应该怎样来看它，但我要把经过记下来。昨天，下午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离晚上参加大都会饭店的正式宴会还有一段时间，我跟塔茨伯利与帕姆一起到斯鲁特的公寓去了一会。这个小聚会是韬基出的主意。他想从我这里探听一点关于会议的情况，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

不管这些，我当时正与他们一起喝酒——人累成了这样，

血管里再没有一定的酒精就鼓不起劲来了，这是紧急加油——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家伙，穿着破旧的靴子，戴着软帽，一件破烂的厚大衣，这是一个华沙来的犹太商人，乔彻-杰斯特罗，娜塔丽的叔叔！就是他们叫他班瑞尔的那个叔叔。你记得，勃拉尼和娜塔丽就是因为到波兰南方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才碰上了德军的进犯。他脸刮得很干净，德语和俄语都说得很流利，看来不象犹太人，虽然斯鲁特说他在华沙时留着胡子，象个犹太教